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若象阴物，宜于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卦有象，爻亦有象，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便各具特定的象征实体，这样更重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卷一）。
就哲学说，孔疏通过对《易》之义理的诠释，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认为气无形质但为一切有形事物的本原。孔疏不同意王弼所谓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玄学易学观，认为易理虽无形，因而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它，但它却可以通过卦爻象显示出来。（卷七）气即阴阳二气，就是道，质与气对立，形质就是器。（卷一）自然之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事则以此为标准取象。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
从易学上看，孔疏提出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无虽指无形、无体，但不等同于王弼、韩康伯所谓虚无本体，即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而是指尚未成形、尚未成体。希望能对《孙子》书的成书时代问题的解决有所补苴。
《孙子》真正成书于战国中期说也从而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正是孟子受当时五行循环终始思想影响的结果。黄帝是战国晚期人们心目中的古代杰出人物的代表，因为《孟子》书中尚将尧、舜视为古代社会最早最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没有关于黄帝片言只字的记载。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此。
至于《国语》的情况大致与《左传》类似。冬天，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些关于雨金、金瑞之类的记载，在当时五行说尚处于质朴的原始阶段，（并无数术的意义，也没有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及人类行为的规范之前）显然是不足据信的。墨子相信上帝和鬼神，可这六篇中只有一句话提到天之爱人（《大取》）。在《十二纪》与《月令》中的五行分配是：春天，其帝太，其神勾芒。梁启超、顾颉刚等认为它的系统形成，当以战国中晚期人邹衍为代表。
其极端发展的结果，便是阴阳五行家们循环无端观念强加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即为典型的例子。故知胜有五（《谋攻篇》）。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究竟是春秋时的思想特色，还是战国五行观流行下的某种表现。凡火攻有五（《火攻篇》）。
于是黄帝与炎帝间的战争，黄帝与蚩尤间的战争被创造出来了，各项制度及文化物质成就，也统统归属于黄帝及其臣下的名下了。从形式看，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六篇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经标明简练的命题，‘说加以说明。
（1）司马迁想构造一个五帝图谱，可是挖空心思，只举出了四帝，不符五帝之数。可见，虽然《孙子》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都视五行为物质世界万事万物最基本属性，但是《孙子》却更进了一步，即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与变化完全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
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然不免相胜，但却不是一定不移的，因着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不是一定不变的常胜。（见《墨子间诂序》）墨子的学生已是战国时人，而从三篇分别流传到合为同书中的三篇，又应该经过很长时间。对这一观点，虽然有不少人进行了商榷和辨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无一定道理的。也不能用来印证《孙子》五行思想的春秋特性。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 之神，作西 ，祠白帝。因此，就《孙子》五行思想的实质与意义而言，《孙子》的真正成书是在战国中期。
（3）秦献公于公元前385年主持秦政，处战国前中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由此可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经上》等六篇系墨子后学的作品，反映的至少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思想。
北宋梅尧臣曾评论《孙子》说：此战国相倾之书也（《欧阳文忠全集》卷四十二《孙子后序》）。《孙子》书中这些复杂的思想倾向，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术思想既对峙又融合的基本现实，在具体学科领域——军事学中的渗透与体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据五声、五色、五味之变的普遍属性，在军事领域中推演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样的命题，并进而论断：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势篇》）。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
三、五帝问题与《孙子》黄帝之所以胜四帝 关于五帝之传说，学术界普遍认为起源于战国中晚期，顾颉刚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总之，《孙子》书中有关五行思想的内涵及其表述，是超越《洪范》、《左传》、《国语》诸书中的原始五行说的，但就其尚处于物质性五行阶段来看，《孙子》的五行，也还不是战国晚期邹衍等人那种成为自然和社会的演变法则或人类行为的规范的五行。我们认为，原始五行说的确渊源甚早，但是五行说的真正流行当在战国时期，至于系统的形成并发生政治上的影响，恐怕仍是以邹衍为代表稍妥当一些。换言之，这也恰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孙子》中的五行观与战国中期的五行观形态相一致。
所谓五行说对《孙子》书的曲折渗透和影响，我认为就是《孙子》书中对五的概念的十分热衷，基本上都以五为度，（当然也有用六、七、九等字为度的，但是其他任何数字，出现的频率都较五远远为少）。但是这究竟是春秋思想的如实流露，抑或是战国思想的借古人之口的阐述？实际上也已经说不清楚了。
《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图》等，更是早就为学术界所认定为战国的作品（参阅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四、《孙子》书中五行说影响的其它痕迹 《孙子》一书，除了上述三处直接涉及五行，还有许多地方隐约曲折地表现了五行学说的具体渗透与影响。
这一点已因《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的出土而得到了证明。《孙子》中还有许多处暗用了以五为度。
这一思想观念在战国中期影响是很小的。……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 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 衍。至于《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更是墨子后学所增附，因为从内容上看，这六篇所讨论的有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有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墨子时代所有的。在这六篇中，还有对于先秦其它各学派的批评，这些批评只能在各学派相当发展以后才能有。
这里仅对《孙子》的五行思想谈些笔者个人的看法。其文曰：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今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业师杨向奎指出：在原始五行说向高层次五行说——即成为社会发展演变之基本原则——的过渡过程中，遂有以五为纪，循环演变的学说，因之对于‘五的数字也造成迷信和崇拜（《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册第152页）。
第二，在《左传》等书那里，五的抽象尊贵性质，并未十分突出。《孙子》一书就其所混糅的五行思想痕迹看，至少可以一个侧面分析其真正成书不可能早于战国中期。
